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郑春开

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4月7日凌晨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北大物理系的老同学和技术物理系的老同事，都万分悲痛。他们纷纷打电话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悼念和亲切慰问，在海内外的老同学、老同事也发来邮件和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海婴一生喜欢默默无闻、淡泊名利地工作与生活。很多人都知道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从小爱好摄影、爱好无线电，但他曾在北大物理系学习和在北大物理研究室(技术物理系)工作，却鲜为人知。

海婴不想做空头文学家，一心想学无线电。195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物理专业学习（当年没有无线电专业，只是在物理专业中设个无线电专门化）。1955～1960年，他在新建立的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1958年改称原子能系、1961年又改称技术物理系）工作。他在北大学习工作了整8年，尤其他参加物理研究室创建的5年期间，为培养我国第一批原子能科学人才做出了突出成绩，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对同学非常亲近、平和，没有任何名门之后的架势，只是北大一位普通的学生。课余他经常背着相机，镜头对准普通老百姓，扑捉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955年1月，党中央决定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国家急需培养核科技专门人才，中央决定在北京大学建立“物理研究室”，专门培养原子能干部。

这项培养人才计划，1955年5月中旬才开始筹备，正式决定8月1日高教部才正式下发给北大，计划9月下旬开学（实际是9月20日开学）。时间这么紧迫、任务非常繁重，其间需要招生、编写教材、研制教学仪器、建立教学实验室。这时周海婴就从北大物理系提前出来参加工作，调到新成立的“物理研究室”，参加筹建核电子学实验室。据当年9月中旬新调来的核电子学实验室主任张至善老师回忆，当他向物理研究副主任虞福春先生报到时，虞先生很严肃地对他说：“国家急需培养一批原子能干部，从各校物理系三年级选拔学生100名，转入新建的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进行培养，现在学生很快就到了。什么仪器、实验室都没有，只有从科学院化学所借来的几间空房子。你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先建设核电子学实验室，3个月后排出电子学教学实验，然后还要试制核物理所需的电子仪器。我给你配个好助手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他很能干，既能搞技术工作，又能对外联系。”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开学3个月后，要开出核电子学实验课，真是“二人启动、限期三月”。张先生马上去找海婴，两人一见面，都说以前在物理系见过（因为张至善先生暑假前刚从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但没说过话。这次见面，周海婴说话很爽快，二话不说，两人立即一起去看分配的空房子。中科院化学所新盖的大楼4层借给北大物研室使用，从东到西约百余米，空空荡荡。他们就在空房子里、开始筹划未来的核电子学实验室。在现场初定了房间安排之后，就马上行动。第2天海婴就从北大木工厂拉来了4张长桌和几张圆凳，张先生非常惊讶，夸他真有办法。海婴说，我到北大木工厂，看见刚加工好的这批桌子，就要了4张，连油漆都等不及刷就给拉来了。有了这几张桌子、凳子，2人马上开始画实验室用的木制家具图纸，并设想和计划今后的各项筹备工作。这些设想、计划，在海婴的大力支持下都很快实现了。实验室所需物资，海婴很快就联系上中科院现代物理所的物资部门，由他们帮着订货（因为钱三强是物理所所长，也是上级派他抓物理研究室筹建工作）。由于西方对我国实行禁运，只能向东欧国家订货，但三个月的期限、靠订货肯定来不及了，于是核电子学实验所需仪器只能自己动手研制。当时还是电子管时代，我国新建的电子管厂生产的型号不全，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只好跑到市场和国家现有的物资储备部门，搜寻一些可用的或可代用的器件。为此，海婴成了“钦差大臣”，他带着“特殊”介绍信（当年为物理研究室调一位年青助教都是中组部发的调令），跑了北京的许多部门、仓库，找到许多电子元器件和工具。北京找不到的，他就去上海器材站，甚至去上海云南北路的电子自由市场，搞到很多器材，海婴在那里还买到了一些二战后美军的剩余物资。尤其惊喜的是，他买回的电子管中还有早期的RCA931A光电倍增管，因为有了它，就可以试制核物理实验急需的闪烁计数器。当时一起去上海找器材的还有年青教师陈佳洱（后担任北大校长）。因为陈老师担任核物理实验室主任，在上海不能久留。只呆一周，找到一些器材后，就赶回来抓核物理实验室建设，未找到的器材就托海婴帮忙、继续寻找。经过一段努力，原来空荡荡的小库房就逐渐堆满了各种电子器材，多到需要专人保管、整理分类。海婴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这批器材为自行研制核电子学教学仪器创造了物质条件。

北大物理研究室第一届毕业生50年后重返燕园合影。前排左7周海婴、左8许智宏校长

当时制作核电子学仪器，首先需要一批稳压电源和波形信号发生器，这些都需要自己研制。那4张未上油漆的桌子就成了张先生和周海婴两人试制仪器样机的场所。他们就在这几张桌子上、面对面地共同奋战了许多日日夜夜。3个月的期限，没有任何喘息机会，他和张先生经常连续奋战，许多时候吃住都在实验室。由于他们家都在城里，吃的饭从家里带来，有时白天做不完的，晚上接着干，太困了就在空实验台上睡觉、过夜。由于海婴从小爱好无线电、又善于“外交”，他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试制任务进展比较顺利，他们自己设计电路、自己焊接，经过反复试验，调试测量、改进电路，很快完成了稳压电源和波形信号发生器试制任务。但要成为正规的电子仪器，还需要把这些试制的仪器装在铁或铝制的机座和机箱内，这样才能成为电子仪器产品，提供教学实验用。当时做机箱也很困难，基本加工设备没有，所需要的薄钢板国内也不能生产。于是他们就骑车到大街小巷，寻找修理白铁皮的铁匠作坊、打听行情。经过多日奔波，找到了一家专做铁盒、铁箱的小作坊，其中一位正在做铁盒的小徒弟说，最好的薄钢板是老美的50加仑汽油桶，剪开来展平，敲打后保证均匀平整，做成机箱、喷过油漆后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就这样先让这个小徒弟试做几个机箱，几天后交换货时，新机箱很漂亮、既省钱，又省了时间。因为看到这个小徒弟手很巧，于是他们向领导建议，干脆把这个小徒弟调到物研室来干活。经领导同意、把这个小徒弟调来了。这个小徒弟就是张宝文，调来后，他非常积极，为试制仪器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成为技术物理系技术高超的钣金工，为技术物理系的科研教学工作出色完成了许多高难度的加工任务。仪器试制、机箱装配，完成了稳压电源和波形信号发生器等样机，接着进行批量生产。

由于周海婴从小练就的无线电功底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他与张至善先生的密切配合，以及新分配的4位大学毕业生共同努力，自行制作了几十台电子学仪器按期完成任务。1956年初，开出了“核电子学实验课”，胜利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第一项任务。周海婴大力协助张至善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物理研究室创建、为核电子学实验室的建设、为我国第一批核物理专业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核电子学实验室的建设任务初步完成后，张至善和周海婴又继续进行核物理实验室所需的电子仪器试制工作，主要供核探测仪器使用的高压稳压电源、快速电子计数器、线性放大器等，任务也非常艰巨。张至善先生说，在试制这些仪器时，多亏海婴从许多仓库、电子市场和旧货店买来的大批各种型号的电子管和一台蜂房式绕线机（绕小型变压器线圈用），解决了器材和加工问题。他们很快地试制成功核物理实验所需的电子仪器，保证了核物理实验按时开课。由于共同战斗的经历，周海婴和张至善以及一起工作的年轻大学毕业生，结成为亲密战友，几十年来他们仍保持经常联系。

1955年，海婴放弃尚未完成的大学学业，投身到创建北大物理研究室核电子学实验室工作。由于他对无线电技术的精通和实际极强的动手能力，在物研室的创建中，如鱼得水，显示出他超常的工作才能，做出了显著成绩，实现了他常说的“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至今，原北大物理研究室的老师们，谈起海婴，对此仍赞不绝口。

鉴于周海婴在北大物理研究室创建时期的出色表现和做出的贡献，由于他多年积极要求进步，1955年底，经张至善、吴季兰两位党员教师介绍、北大物理研究室教工党支部讨论通过，周海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海婴在物理研究室还担任教工团支部副书记，积极地做青年工作。1960年海婴调离原子能系（此时物理研究室已改此名称），大家都依依不舍。

物研室第一届学生毕业50年聚会会场 （前排左起：物理学院院长叶沿林、 周海婴老师、许智宏校长）

1958年暑假，我在北大物理系念完3年级，分专门化时被分配到物理研究室学习核物理专业。从此我和周海婴老师在同一个楼里（在中关村科学院、现称技物楼），经常见他忙碌着，时常胸前挂着照相机，上下班骑着摩托车。1959年毕业后，我留在原子能系工作，第二年海婴老师调走了。虽然我和他没说过话，但经常见到他在楼忙碌的身影。技术物理系的老师都知道，周海婴摄影技术高超，在核电子学教研室有一个高档、专业的暗室，就是海婴老师亲手建立起来的。系里许多教学、科研所拍摄的重要照片，都是这个暗室冲洗出来的。2006年，中国核科学首届毕业生（物理研究室第一届）举行毕业50年重返燕园活动，由我负责邀请当年的老师返校参加聚会。我多次打电话联系，周老师家里都没人接，直到聚会的前一天早晨，我再一次打电话，终于听到了海婴先生的声音。他说，前一段时间都在上海，昨晚才回到北京。知道邀请他参加物理研究室第一届毕业生、毕业50年聚会，非常高兴。第二天，他如约到会，见到了阔别50年满头银发的学生，非常激动、开心，和许多同学合影留念，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

想不到，相隔不到5年，海婴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学长、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

海婴先生，北大物理系、北大技术物理系师生永远怀念你！